开国上将中，李天佑曾是陈士榘、杨得志、杨勇的上级，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惊讶。毕竟，我们知道在1952年进行军衔评级时，李天佑仅是副兵团级，而杨得志、杨勇、陈士榘等人则曾担任过兵团司令，并被授予正兵团级上将军衔。
李天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战将，解放战争期间，他曾担任东野第一纵队司令，后来还担任过四野兵团的副司令等重要职务。他的几位老部下后来都成了兵团司令，而李天佑的战绩也相当不错，为什么在军衔评定时，还是仅为副兵团级呢？
说到这几位人物，他们都是红一方面军的将领。严格来说，李天佑是三军团的将领，而其他三位则属于第一军团。红军进入陕北后，红一军团的番号恢复，但第三军团的番号并没有恢复，而是被缩编并并入了第一军团的序列，改成了红四师。李天佑被任命为红四师第十团的团长，而杨勇则担任了团的政委。
展开剩余70%当时，红四师的师长陈光与政委彭雪枫存在很大分歧，因此进行了人员调整，李天佑成为了师长，黄克诚则担任了师的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为115师343旅，旅长由陈光担任，政委由肖华担任，而红四师则改编成了686团，李天佑继续担任团长，杨勇担任副团长，杨得志则担任685团团长，陈士榘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
此时，李天佑、杨得志、杨勇、陈士榘都还是团级干部。在平型关战斗之后，115师的师首长陈光因伤暂时代理师长职务，343旅的参谋长孙毅与陈士榘互换职务，陈士榘成为了旅参谋长。李天佑则代理了343旅的旅长职务，而杨得志和杨勇依然保持团职。
然而，李天佑在代理旅长一年后，由于身体健康问题，和刘亚楼、谭家述、卢冬生等人一起前往苏联治疗并学习。与此同时，其他人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杨得志调任344旅担任旅长，杨勇则先后担任过团长和旅长等职务，陈士榘则从旅参谋长转任师参谋长和滨海军区司令员等职。
可以说，李天佑在抗战中的参与时间并不长，大约一年多后就离开了战场去苏联治疗。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得志、杨勇和陈士榘等人则在抗战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陈士榘担任了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并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是最早成为大战区领导的将领之一。杨得志和杨勇则分别在晋察冀和中原战场上担任纵队司令和兵团司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东北战场，李天佑也有着不小的战功。他是第一个指挥大兵团攻坚作战的将领，先后指挥了三战四平和四战四平等战役，并在天津的攻坚战中担任主攻任务。与杨得志、杨勇、陈士榘等人相比，李天佑的表现也毫不逊色。
李天佑担任四野兵团副司令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四野的兵团人数庞大，战将众多，挑选兵团司令的标准非常高。像韩先楚、李天佑这样的将领，虽然在战绩上数一数二，但最终只能被安排担任兵团副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通常担任兵团司令的将领会被评定为正兵团级上将，而杨得志、杨勇、陈士榘等人都获得了这一荣誉。一般来说，担任兵团副司令的将领则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像李天佑、韩先楚、刘震、洪学智、陈伯钧等人都属于这一类。
如果李天佑当初没有离开前线去苏联治疗，他可能会带领自己的老部队去山东战场积累更多战功，接着进军东北，或者继续留在山东。这样，他的职务和地位可能会有所不同。
军衔的评定不仅看军级的高低，更看重战功的积累。有些兵团政委因为长时间在后方工作或从事教育工作，未能参与前线作战，因此他们的军衔评定通常较低。例如韦国清、李天焕、李志民、莫文骅、郭化若等人就是因为长期没有参加前线战斗，才被评定为副兵团级。显然，同样的职务，战绩的影响极大，有些副兵团级的将领最终被授予中将，有些则被授予上将。同时，少数民族干部和各山头的情况也会影响军衔评定。
尽管李天佑离开战场一段时间，但他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期间的辉煌战功，最终还是让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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